2009-12-24 11:39 作者：海源福星 来源：www.haiyuanfuxing.com 点击：次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1945年5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认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六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4）关于政策和策略；（5）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6）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其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主要优良作风。具体来说主要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它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大法宝：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概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其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建设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人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马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统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完整的理论形态，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结晶，”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总结和根本利益的科学体现。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彻底而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列宁从各方面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战斗的旗帜和武器。
官僚资产阶级：通常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大资产阶级，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操纵国家经济命脉，是买办的、封建的、垄断的资产阶级。在旧中国，以蒋介石、宋于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四大家族为代表。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多年中，集中了近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反动的专制独裁统治，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排挤民族资产阶级，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指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毛泽东思想独创性的理论，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和语言，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即根据中国的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深人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运动，包括五四前的反封建主义启蒙运动和五四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它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必然结果，是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体现了我国人民新的觉醒。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杂志，树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虽然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道路，但不失其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它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影响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了道路。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逐渐成为我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就成为新民主主义性质文化思想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成果是使中国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反对本本主义》：又称《调查工作》，最初写于1930年，后经毛泽东的修改和补充，于1964年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目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而作，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文章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思想。这篇文章第一次阐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对于端正党和红军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民族资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的资产阶级。是在本国封建主义解体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又有联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软弱的，具有两面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妥协性一面。它可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对它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它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这个矛盾，把它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总路线形成有一个过程。它的基本思想，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祈》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提出。抗日战争时期，毛译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体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于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如果没有外敌入侵，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会进一步成长，中国将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及其后的—系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战争，完全打断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中国近代杜会最终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由于先进生产方式的出现，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由单一的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深，中国由—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个形式上独立，实质上部分主权丧失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形成于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辛丑条约》签订基本形成。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亦称“人民民主革命”。通常指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开始到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这种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以建立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为追求目标，它的发展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面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
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广泛参加的—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使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运动以六五运动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中心是北京，主力军是青年学生，后一个时刻的中心在上诲，主力军是工人阶级，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是新旧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在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经过三大改造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次革命论：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一种右倾错误观点。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被动的地位，从中“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等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再实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的错误是引导无产阶级去迎合资产阶级的私利，如投降主义的道路，因而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国家资本主义：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监督，它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它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是变相的私人资本主义。在我国历史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是封建的、买办的、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并受工人监督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之路”。现阶段，我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的企业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一部著作。文章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从理论上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个历史变化说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己经过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己经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领导权只能属于无产阶级，而它要建立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文章进而深刻的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即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发展规律，文章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文章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
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和根本制度。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集中表现，是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运用。党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倾听下级机关和群众的意见，下级机关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汇报工作。民主集中制科学地反映了领导与群众、下级与上级、整体与局部、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民主与集中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是矛盾统—体中的两个侧面，不能只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达到正确的集中；只有在正确集中指导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表明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和觉悟程度不同阶段的两个术语，自在阶级是指处在自发斗争阶段的无产阶级。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觉悟到把资本家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和独立的政治力量，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自为阶级是指进入自觉阶段的无产阶级。这时，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已经成熟起来，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有了革命理论的指导，认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进行着有领导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为了彻底清算并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
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后，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929年底，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但这些起义都保存了—‘部分武装，为创建并壮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在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红色政权建设的总概念。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不建立强大的红军和没有红军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就没有保障，农村革命根据地也不能存在和发展。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内容。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有可能把农民主力军充分发动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红军和红军战争才能得到广大农民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阵地。革命根据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依托。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是流寇主义。没有根据地，土地革命就无法开展。因此，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以上三者，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个重要的思想。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写厂《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积极提倡“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表明，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为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并把这一道路的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即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按抗日战争前的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地减少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实行了这个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日渐成熟。
三湾改编：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由于进攻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长沙遭到挫败，便改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前进。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领导军队行至江西永新三湾，对部队进行整编。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提出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就开始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古田会议：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九大，被称为古田会议。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强调了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批评了“司令部对外”等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古田会议决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解决了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毛泽东把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逐步系统地完善起来？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民众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我军独具的光荣传统，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人民军队的三大民主：为了调动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他提出在军队中要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即不论职务高低，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军事民主，即战时发动士兵讨论作战计划，练兵时官兵互教；经济民主，即经济公开，士兵参与经济管理。三大民主的实行，从根本上调动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焕发了全体指战员最大的革命热情，军队战斗力也获得极大提高。
新民主主义革命土改总路线：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路线、政策的制定，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从人力和物力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开展人民战争，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毛泽东在观察和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时，总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物的本质，从斗争的全局，从发展的观点来确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毛泽东提出了在战略上，十分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又十分重视敌人。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他强调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大召开，标志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正式形成。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把国民党改组为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本身就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步伐，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机关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革命统一战线因国共合作的破裂而宣告结束。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由于1927年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叛变，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暂时附和了反革命，使得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封建压迫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建立起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运用于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使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从此开始建立在牢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中国国内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35年12月小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开始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长期抗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抗日力量都为这一神圣事业英勇奋斗，做出贡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对抗日采取两面政策，但最终毕竟留在了抗日阵营，并在不同程度上抗击和牵制了日寇的侵略力量。中国共产党则总结了前两个历史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与经验，创造性地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维护了统一战线，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总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壮大，是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以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主要目标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全中国人民热切希望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但蒋介石违背人民意愿，坚持独裁立场，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有两大显著特点：首先，这个统一战线如此广大，它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宏大规模；其次，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两个联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同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在这两个联盟中，前者是在阶级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劳动阶级的联盟，是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主体；后者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造成了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复杂性。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首倡、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长期共存，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长期合作，而不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所谓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而不是单方面的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既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历史经验的生动概括和总结，又是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事的一贯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人民政协：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统一战线作为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和集团之间的政治联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以起到组织广大同盟者，协调内部关系，制定共同纲领和统一政治步调的作用。人民政协就是中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代表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间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普遍注视着美苏对峙，担心美苏之间开战。但毛泽东看到了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的情况。他认为，许多受美国控制的国家，必然会与美国发生某种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应该把美国与包括英、法在内的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后来，毛泽东又把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外的、广大的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纳入中间地带的范畴。“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斗争中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充分利用矛盾，以求结成尽可能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一策略的体现和反映。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深知，中国革命需要国际统—战线，中国的建设事业更需要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在国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充分利用矛盾，以求结成尽可能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实现我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促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改组，系列亚非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增大；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出现了苏联霸权主义也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为了对此格局做出重新概括，制定新的政策，毛泽东于1974年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把霸权主义国家（美国和苏联）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区分开来，从而使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力量扩大到最大限度，极其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壮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国际统一战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印之间就西藏问题展开谈判，谈判开始前，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谈判以后双方签订的协定中，正式提出以此作为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6月，周恩来在应邀访问印度、缅甸两国时与它们签订的联合声明中，再次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致申明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各国之间及一般的国际关系中。1955年万隆会议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并被逐步确立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实现国际统一战线的斗争实践中，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三三制”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抗日民主政权的组成，则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凡年满18岁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性别、职业、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三三制”政权，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的具体形式，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正因为如此，“三三制”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体现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它所施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必须以保护抗日人民，改良工农生活，为其基本出发点。同时，“三三制”政权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作为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必须靠政策、靠真理争取优势，掌握领导权，以保证“三三制”政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三三制”政权的理论和实践，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把“三三制”政权称为“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三三制”政权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联合政府：抗日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陷入了严重危机，使得大后方人民民主运动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阐述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毛泽东指出，作为一般纲领，作为战略目标，就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具体纲领，作为当前的行动口号，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再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抗战胜利后，经过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就制定宪法的原则和改组政府的方案等达成了协议。按照政协协议，将组成由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样的联合政府是中共七大制定的具体纲领的体现，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然而，由于国民党方面最终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这样的联合政府未能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便领导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建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人民民主专政：1948年12月，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第一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他讲：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再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已经完全形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用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根本国家制度，是新中国的国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即政体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因为：第一，这个制度能够全面、直接反映我们国家的本质，从根本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因此在政权组织形式上采取民主集中制，去组织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而决不采取任何独裁专断或西方式的议会制，三权分：芷的政权组织形式。第二二，这个制度决定国家的其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国各项政治制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政治、法律依据和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法律和决议，任何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和一切企事业单位及任何个人都必须遵照执行。第三，这个制度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是人民“管理自己国家的最好政治组织形式。”
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我国政权组织的原则。之所以实行这样的原则，是因为：首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以广泛的民主为基础，只有按照民主的原则组织政权，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吸收广大群众的意见，制定出符合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其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又必须实行集中，以便把人民群众分散的、零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国家意志，并以国家权力保证其贯彻实施，才能体现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和号召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党制度。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反面教训，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选择，逐步确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有本质的区别，也不同于有的前社会主义（如苏联）曾经实行的一党制。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第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民主党派在自己的纲领中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团结合作的友党关系，而不是互相竞争性的在朝党与在野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建国以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实践中采取过多种形式：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参政议政，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合作共事，举行双周座淡会，举行最高国务会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协商座谈会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共产党又通过它实现同民主党派进行合作的政治协商，因而它又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组织形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自治地方脱离国家的统一领导。民族自治地方没有分离权，不能背离国家的统一。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它不是各少数民族以民族为单位进行“自治”，也不同于一般的“地方自治”，而是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相结合。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政权机关，是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自治机关，同时又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这种自治机关既行使同一级地方国家机关的政权，同时也行使自治权。
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两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不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因而这个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也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我国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则已经由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这个时期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就由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政权，变为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即由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
人民代表大会的协商和表决原则：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采取协商和表决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有利于保证国家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民主协商和民主表决相结合，能克服单一的多数通过的民主决策机制的不足，在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的同时，又尊重和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不仅使少数人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而且有利于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程度。这种满足多数和照顾少数相统一的政治，是真正完善的民主制度。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其中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领导作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削弱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做准备。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建国后新形势确定了土改的新政策，对待富农，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改运动的顺利完成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从1950年冬起，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国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约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新解放区土改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英勇抗击美军入侵。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参军参战，捐钱捐物，发展生产，一切为了前线。1953年7月，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安全，维护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运动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及专政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巨大成绩。1952年底，运动基本结束，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三反五反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中共中央统一布置，首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从1952年初开始，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教育了干部、纯洁了队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在私营经济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
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的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一化”为主体，“三改”为两翼。“一化”为“三改”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三改”为“一化”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农业合作化的三个步骤：我国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实现过渡。第一步，号召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几户或十几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人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步，在初级社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同国家政权相结合并受国家政权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种过渡形式；也是团结、利用、改造资产阶级的主要环节。在我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经过两种形式：一是初级形式，包括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它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已经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二是高级形式，包括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限制了它的消极作用，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
四马分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说法。1953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盈余，其利润分配为“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即年息五厘所代替。
赎买政策：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通过和平方式并采取有偿办法实行国有化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对资本进行赎买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根据对我国政治经济条件和民族资本特点的分析，以及历史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有过统一战线的关系，确定了通过对私人资本主义赎买的方式，逐步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这种赎买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对资本家分配利润的办法是“四马分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取定息制度，即按合营时的资本家股份资产，由国家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付给资本家一般为资产总额5%的利息，同时对资方从业人员保留高薪。“赎买政策”的实行，不但减少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而且有利于逐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要四面出击”：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他告诫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不要四面出击”，是党在这一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因为：第一，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着复杂的斗争和严重的困难，我们的敌人很多，帝国主义、地上阶级、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以及宗教、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都反对我们。第二，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意；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失业知识分子也都不满意；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交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四面出击。四面出击，会造成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这个策略方针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打击当前主要的敌人。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策略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应用。
“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在全国性土地改革之后，毛泽东对当前农村形势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贫农因劳动力、生产工具等方面的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甚至欠债、破产、出卖土地，农村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这种现象说明了个体经济和分散的家庭经营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它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是相背离的，是不利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所以，唯一的也是正确的选择，就是在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依靠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使广大农民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讲话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生产不发达、缺乏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中国广大农村，必须走“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发展道路。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协作能够形成新的生产力。在中国的条件下，即使没有大批农业机械，只要按照自愿百利原则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也能在—定程度上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因此，在中国“先集体化，后机械化”，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厂我国的经验，论述了要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并提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大量的、普遍存在着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般说来，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必须用专政的、强制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应该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毛泽东还强调，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指出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同时，也要积极争取外援，开展与外国的经济交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外国的长处和好的经验。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经济规律的正确认识，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这个设想，不仅突破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到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这个设想为中共八大决议所采纳。
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中共八大后，由于党和国家着手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所以，国内自由市场比较活跃，个体工商户显著增加，开始出现了少数自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商企业（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1956年12月，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他说，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为“新经济政策”。随后，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它还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作比较。周恩来也在国务会议上指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这种“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以帮助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中所有制结构问题的重要突破。
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错误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他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说，中国原来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认为商品生产要搞大一点好，主张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1959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强调重视价值规律。他提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他在同年3月的一个批示中还写道：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两参一改三结合：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上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依法办事：1956年董必武在中共八大就加强法制建设作了系统发言。他强调指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必须有法可依，二是有法必依。为此，必须适应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向科学进军：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强调我国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因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周恩来也说：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更加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大搞技术革命。并提出了分步骤、分阶段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路。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正确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必须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反右派扩大化：1957年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实践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强划为右派分子，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妨碍了民主生活的扩大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在理论上，导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屡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影响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主要原因。
庐山会议反右倾：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彭德怀等人陈述他们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原因、经验教训的意见，是向党进攻。所以会上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思想上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且延续了更长时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
“一穷二白”：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个经济落后的穷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多次用“一穷二白”比喻中国的国情，认为这既是缺点，是坏事，但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他同时认为，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不可能在短期时间里根本改变。中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农业生产责任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克服生活上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安徽、江苏、四川等地的农民纷纷自发地搞起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曾一度盛行。当时负责农业工作的邓子恢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群众的经验；阐明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许多问题：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生产资料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僻远山区也可以包工到组、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对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四川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上述道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讨论和实践，实际上成为1978年农村改革的先声。
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主要内容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极严格的纪律；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领导权和国际主义原则，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党的最高纲领制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纲领。它规定着党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总任务和总政策，是体现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和实现党对工人阶级革命事业政治领导的重要基础。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党的政治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着不同的内容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主要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密切相联；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主要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联。
政策和策略：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重要地位。策略是实现战略任务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般是将政策和策略并提，它们都是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相互统一。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政策和策略是其“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因此，“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党在组织上的一致。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实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
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全党规模的整风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这次整风运动的宗旨和方针。这次整风运动采用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既解决了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又着重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一关键。通过整风学习，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空前提高，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在此基础上，党的团结空前加强，党在民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从而为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党关于整风的一系列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首次对党的优良作风作了简明的概括。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3月，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对此著作非常重视。
糖衣裹着的炮弹：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但资产阶级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所以，全党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未来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任务更艰巨，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0年下半年和1951年夏开展的整风和整党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执政条件下，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非常重视对党员进行党的优良作风的教育，特别是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的教育。因此，1950年下半年和1951年夏到1954年春，党先后进行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首先是克服党的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整党运动，以思想整顿为中心内容，着重对党员进行党纲和党章的教育，并结合1952年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和其他政治运动，使这一教育得到深化。通过整风、整党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纯洁了党的队伍。
1957年的整风运动：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根据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机关以及大专院校的党组织纷纷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和批评。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善党的领导，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密切党群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由于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发动“大跃进”，使1957年的整风运动延续到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结束。所以，这次整风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1953年，党内发生了高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事件。为了解决这—事件，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1954年2月，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全会—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及根据刘少奇的报告精神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分析了影响党的团结的各种因素，并规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六项措施，及论述了党的团结的基础。坚持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危害党的团结与统一的言论行动的决定，是全党长期的任务。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对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三大法宝：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又说：“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这说明，党的自身建设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关系极大，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正确地领导全部中国革命。